喬葉2001年進入鄭州，2021年離開鄭州到北京任職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鄭州二十多年的都市生活為她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盡管河南地處中原，經濟發展較東部、南部先進地區相對落后，但鄭州作為一個省會城市已然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喬葉的寫作，無疑與這座城市有著密切關系，甚至可以說，喬葉的創作得益于1990年以來鄭州的快速發展和繁榮，她作品中的“文學鄭州”，又豐富了鄭州的文化底蘊。

喬葉與前輩女性作家張愛玲、蘇青有幾分相似，散發出強烈的世俗氣質，繼承的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市井文學傳統——張愛玲（上海）、陸文夫（蘇州）、馮驥才（天津）、陳建功（北京）等人為代表作家。喬葉的寫作呈現出濃厚的鄭州味道，體現了中原文化特征的淳樸、包容與仁厚，如喬葉曾在小說中詳細闡述了鄭州市民“老師兒”的稱呼：“這個老師兒一定是要帶兒化音的，以區別學校里的老師……既不高看，也不低看，既不卑也不亢，最是有禮有節的一個稱呼。”喬葉特別善于寫鄭州市從事各類職業的普通市民的生活，開小賣部的、爆米花的，開米線店的、裝防盜窗的、洗浴中心搓澡的。他們不自輕自賤，自有一番自信與自尊的風度。與前輩“京味”作家相似，喬葉在寫這些市井小民時，筆端總是帶著莊嚴的情感。《防盜窗》中來鄭州開小吃店的農村夫妻，在鄭州做過各式營生，最后才在都市村莊里開了小吃店：“倆人在黃家庵扎了下來。黃家庵是市中心有名的都市村莊，附近有七八所高中和大學，生意好做”。《良宵》中的女工離婚后，下了崗。為了生活，她只能使出渾身解數去掙錢，到鄭州的高檔洗浴中心當了一名搓澡工，她從中找到了尊嚴，生活的樂趣。她漸漸地從這份在別人看來甚至有些低賤的工作找到了樂趣，“她越來越喜歡這里了。聽著客人們的閑言碎語，和這些個搓澡工說說笑笑，一晚一晚就打發過去了。”

在喬葉的散文、小說中，基于其平民情懷，博物館、廣場、地標建筑等現代都市空間甚少出現在她的小說中，公交車、街道、街邊小吃店、理發店、城中村、小村落等平民生存空間頻頻出現，反映出喬葉強烈的平民情懷及對城市現代化進程中普通市民生存境遇的關注。喬葉的小說，對“都市村莊”這一頗具中國特色的都市空間有濃厚的興趣，她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中國在都市化進程中都市與鄉村、傳統與現代的復雜關系。公眾視野中，都市村莊是混亂的、無序的，但在從鄉村來城市打工的靈芝看來，有著切身的親近感，因為這是她賴以謀生的都市空間。喬葉延續著前輩作家師陀的文脈，對現代大都市中公共空間給小人物帶來的壓迫感進行了開掘與書寫。《輪椅》中主人公晏琪是一名記者，她所在的報社組織“一米高度看安城”，晏琪坐上輪椅，假扮一名殘疾人去體驗都市生活，請來一名下崗女工當鐘點工。當她坐上輪椅，街道上的人們比平時都健壯魁梧，她要仰視才能看到他們的臉，可他們中沒人看她。晏琪在這一天體會的無非是城市中的底層每天要面對的人生，被輕視和慢待已經成為生活的常態。這篇小說極具人文主義色彩，對都市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反思和審視。

喬葉以鄭州為背景，塑造了許多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都市女性形象。喬葉小說中的女性，更多呈現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某些特點——保守、仁厚，她們大多經濟獨立，有一份體制內工作，但是隨著青春的流逝、愛情的褪色，內心渴望新的愛情，但終究又在一番掙扎矛盾中后退回到原來家庭中。這些女性角色的設置，與鄭州這一中原內陸城市的特點相關。《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最具典型性，平淡甚至波瀾不驚的描寫讓我們想起劉震云的“單位”系列，由于“單位”的體制內性質，流動性很少，很大可能要相處幾十年，所以“單位”中人尤為留意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免給自己造成不必要麻煩。在某種程度上，喬葉也是對劉震云這一主題的繼續開拓。

與劉震云不同的是，喬葉喜歡從兩性關系角度切入這一主題。小說中云平和張威頻頻出入于鄭州的西餐廳、星巴克咖啡等現代都市空間，已婚的她盡管對這個男孩有絲絲好感，但終因“單位”的約束而止于此，以張威的新婚結束了彼此的曖昧關系。喬葉的筆觸不及劉震云辛辣，但作為女作家她對“單位”中男女兩性的關系，彼此試探而又彼此戒備，萌生好感但又利益至上，這些對人性幽暗處的開掘是較為獨特的。

《妊娠紋》揭示出相對封閉的中原內陸城市，中年女性的深度心理困境，以及單調平淡的日常生活對人精神的腐蝕與消耗。這篇小說既有張愛玲的辛辣筆觸，又有劉震云的幾分新寫實色彩。小說中“她”在“省會”（鄭州）一個單位的財務室工作，單調乏味的工作常常讓她產生無意義之感，失去了心靈的自由。家庭中她早已厭倦了丈夫的平庸和“死氣沉沉”，倆人早已沒有了愛情，只是因為責任和習慣而捆綁在一起。她碰到蘇，很長時間里，他們只是語言上的你來我往，這種情感游戲還有著成年人的算計與審慎，這精心算計的“愛情”不堪一擊。最終她拒絕了蘇的求愛。喬葉如張愛玲一樣，將兩性的幽暗心理書寫得淋漓盡致。這篇小說也體現出喬葉對女性獨立意識的探索。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就有飲食文學的傳統。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李佩甫、周大新常常在小說或散文中寫到童年的食物，他們的書寫帶有特殊年代的苦難味道。喬葉對美食的敘述，少了一份苦難色彩，多了一份對世俗生活的享受及女性視角的生活樂趣。散文《燴面》中，喬葉寫道，“燴面”三步一小館，五步一大館，成為鄭州的“符號”，燴面在她的筆下是如此富于美感，“厚厚薄薄寬寬窄窄的一碗面煮好了，配的大得嚇人的海碗，再加上細細的豆腐絲、海帶絲和粉條，澆上高湯，最后再撒上一小撮碧生生的香菜，就成了”。在小說《藏珠記》中，喬葉進一步將飲食與鄭州城市市民的生活哲學聯系起來，借老一代廚師松爺之口，表達了自己對人生、對世界的理解。食物要順應天地之道才能長得壯美，處理食物時要理解其性狀，烹調時要“用盡”才是愛惜。做人方面，松爺提出“人心要實火要虛”，“老老實實這四個字是所有手藝人的根本”，這是鄭州市普通市民歷經世事后對人生的最真實體悟，中國民間百姓最樸素的生活哲學。此外，喬葉對豫菜象征的中原城市文化有著透辟理解：“豫菜，甘而不濃，酸而不酷，辛而不烈，淡而不薄，香而不膩……咱們的特點就是甘草在中藥里的作用，五味調和，知味適中。所以內行常說，吃在廣東，味在四川，調和在中原。”

喬葉對鄭州的文學表達，豐富、深化了鄭州的文化底蘊。喬葉對城市低收入群體的人文主義關懷，對鄭州市民凡俗人生趣味的描寫，豐富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城市書寫，又使得我們進一步思考鄭州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如何能最大限度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使不同收入階層的群體，都能夠在這座超大城市中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多元和諧共生。